林清玄笔下那些即美而又深刻的句子《雷雨》作者曹禺的天才与陨落猩红热就是感冒

为了生下我,母亲拼命去躲计划生育「有故事的人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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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[有故事的人]发表的第317个故事

作者供图

母亲躲躲藏藏的那些日子

张小河

说起来,我母亲这一辈的女人苦得很。母亲生了三个孩子,两女,一男。

1988年,大姐出生,曾祖父和祖父很失望。

1989年,母亲接着又怀上了我,时间仅隔五六个月。自此,母亲开始了她躲躲藏藏的生活。她东躲西藏,在近处的几个舅公家躲过,在大山里的姑婆家藏过,在邻村的外婆家呆过。四五年的时间里,她过着有家不能回,有女不能看的日子。

听大姐说,她模模糊糊地记得,有一次在幺舅公家门前坝子上玩,从门缝里看见母亲站在门后,一直看着她。那时她还小,哪里知道这其中的本末轻重,看见母亲就立马说她看见了妈妈在门后面。可幺舅婆一家却偏偏说那里没人,是大姐看错了。姐姐太小也就信了。母亲那时就躲在幺舅婆家,和家里只隔了两间瓦房,但对母亲来说却无比遥远,难以跨越。那道狭窄的门缝成了她想念女儿的救赎。我和弟弟就是被这样躲出来的。

我的出生无风无险,但也无惊无喜。也因此,家里被计生办罚了880元(当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),母亲被计生办、村委会当成重点观察,哪里都有眼睛盯着。

那个年代,乡村里的女人一般都结婚早。第一个孩子如果是个女儿,隔上个三五个月她们就会扔下还未断奶的女儿,提着行李包和丈夫出去“打工”。一年后,大多都会抱回来一个新生的孩子。如果还是个女儿,她们又要出去。“打工”是乡村人心照不宣的超生暗语。所以,未及我断奶,曾祖父和祖父就撵父亲和母亲出去“打工”,去创造他们渴望的第三次希望。父亲带着母亲,走南闯北,跋山涉水,东躲西藏,过着心始终悬着的日子。他们北上在山西的大舅公家住了一两个月,又南下辗转到广东,再到福建去避人耳目。怀上第三个孩子后,她还得时刻提防计生员们的盘问和巡查。

有一次,她和工友从厂里出来,被人盯了梢,母亲预感不对头,转身就往反方向跑,那人见状立马跟上来。那时母亲已经怀孕四个月,哪里跑得过计生员。计生员截住她的去路,拦下盘问,还说要拉她去医院检查。我的母亲强作镇定,否认一切,坚持称自己并未怀孕,又跑又跳,还使劲儿怕打肚子要让他相信。僵持了很久,那个计生员终于半信半疑的放过了她。

他一离开,母亲就瘫软了,大哭了起来,她怕呀,那种怕是她从未有过的。如果稍有差池,还在肚子里的弟弟就会像从没存在过一样。

弟弟的出生要比我波折得多。自福建那件事儿后,母亲觉得外面也不安全,就悄悄回到四川老家藏在了外婆家。可老天也不消停,临弟弟出生,偏要生出些事端了来让母亲受累。

按照我们乡村里的风俗,女人是不能在娘家生产的。凌晨三点左右,母亲突然感觉要生了,外婆赶紧把母亲往家里送,可那晚又突然还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才走到半路,母亲实在忍受不住,羊水也破了。她无法支撑,瘫坐在潮湿稀烂的田坎上。整个空旷黑层的田野里只有母亲和外婆,大雨打得又急又响。外婆急得扯着嗓子呼喊,母亲忍着痛也喊救人。无奈雨太大,就连离她们仅10来米远水井边上那户人家也毫无响动,无声无息的。母亲再无法忍住,只好咬牙在大雨的田坎儿上生下了弟弟。

弟弟生出来,没法剪脐带。外婆没有办法,只能用湿透的衣服包了还连着胎盘的弟弟,冒着大雨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跑,留下虚弱的但松了一口气的我的母亲。母亲稍微缓过劲儿,爬起来也艰难地摸回了家。她全身湿透,身上还和着泥水、羊水。

这种以为只有在编剧中才出现的桥段,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的母亲身上。至此,我的母亲终于完成了她的家族使命,结束了这一年一孕的日子,也结束了她躲躲藏藏的生活。

我从没有见过躲在门后的母亲,也没有见过在夜色掩护下稍微能放松警惕的母亲。母亲很少提及那个艰难的时期,很多的故事都是我从旁人那里听来的。

从小,老屋后的杨祖祖总是跟我念叨:“黑儿(违规超生的孩子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会给上户口的,她们往往被称为黑娃儿),你是吃你婆婆的奶长大的,没有你婆婆哪里有你呀。你可要在你婆婆坟前多烧点纸钱,多作几个揖。”

这话我是信的,母亲被逼出去躲着生弟弟,无心无力顾得上我。我的婆婆就代替我的母亲成为另一个辛苦的母亲,她得帮着儿子媳妇带一大一小两个女儿,还得在田里地里忙上忙下。40多岁本与奶水再无缘,她还专门去寻了中医开了方子抓了中药催奶来喂我。大姐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婆婆那么年轻就去世了,我想大概是她的命都给了我。听乡里的人说,我出生一年左右,婆婆身体就垮了,有一回她病糊涂了,几乎没了气息,乡里人都劝说要准备后事了。

几天后,她突然醒了过来,精神也大好了些。她说自己被黑白无常用链条押着、推着在阴曹地府里走了一遭。跪在阎王面前,阎王见她满脸愁思,便问及原由。一问才知,原来她心里想着念着她的两个没人照看的孙女。阎王说有执念的人不能收,所以又放了她回来。婆婆这才捡回来半条命。稍微好些,她又像以前那样,时常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穿梭于屋子和田地两头。但没过多少时日,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,她就离我而去了。我的曾外祖婆用三寸小脚支撑着瘦小的身体,摇摇晃晃送走了自己的亲女儿,她又何尝不是一个苦命的母亲。

有人说我的母亲狠心,如果自己立场再坚定些,婆婆也不会如此。那时的乡村里的庄稼女人,哪里有什么立场。即便有,她的脚下也是燃着着熊熊大火,火焰嚣张跋扈,伸出锋牙利爪要将她抓了、吞了。

那时母亲的苦,不是十月怀胎的艰辛,更多的还是来自观念及现实的煎熬。乡村里的重男轻女观念仍顽强地生活在人们的眼神和话语里,它强烈地刺激着和牵引着祖辈们的神经,让他们将对子嗣的焦虑和压力转移到我的母亲和父亲身上。而计划生育又是另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,也让那些像我的母亲一样的乡村女人如芒在背。传统的重男轻女、香火观念还根深,旧俗未去,新规乍来,它和计划生育一起,它们形成夹击之势,让很多女人两面受难。

也有人总玩笑我们家是超生游击队。听着这样的玩笑,我苦笑无言,因为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。而这五个调侃的字眼又最为真实的道出了母亲生育的艰辛历史:在新规与传统的夹缝中与现实艰辛地打着游击战。那些在计划生育和传统观念把持的山头丛林游击过的母亲们,她们比传统时代更苦,因为生育制度想给她们立牌坊,可现实又把她们她们变成了一个个不见天日的影子人。

去年年底,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,自此计划生育政策真正地成为教科书上的历史。没有了传统的碾压,没有制度的捆绑,女人生或不生,生多生少,生男生女变得更为自由。大姐和我也到为人母的年纪。母亲说:“你们再也不用像我这样了。”

作者:张小河,一个学历史又爱文学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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